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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从彭真的上述批注可以看出，他所考虑的党的领导应当有这些特点：第一，应当是路线、方针、政策性的领导。

从另一角度而言，宪法规定税收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实为人民主权的应有之意。宪法乃百法之首，是一切国家公权力的源泉和根据。

[25] 周刚志：《论公共财政与宪政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10]可见，税收法定主义不仅完整准确地诠释了现代宪法的基本价值理念，而且是将理论层面的宪法价值形态[11]付诸实践的直接和有效的途径。他认为对税收制度进行宪法约束首先就是要确立一个宪法规则，这个规则对于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来说是高高在上的，它能够在税收水平下降的情况下，遏制对已经增长起来的公共支出的持续需求。税收法定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税法领域的帝王条款，是因为它源于宪法的基本价值诉求，是践行宪法价值理念的重要途径。[14] 陶庆：《宪法财产权与纳税人权利保障的宪政维度》，载《求实学刊》2007年第9期。

保护公民财产权等宪法权利是一切国家权力的目的，包括征税权在内的任何公权力都不得侵犯宪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作为贯彻宪法价值最直接的措施，税收法定主义在为政府的税收政策提供强大理论支撑的同时，还可以作为检验和审视税法的试金石，为税收如何法定提供价值指南。不过当我们沉思司法审查时，它应当与其他宪法善好一起获得考虑，同时以后者为准据。

这并不是在说当代的法官是激进的进步主义者，但在他们关于公法与政策的态度上，他们与其前任并不严格相像。同样，以牺牲合理与合比例之政府的代价而过度投入任何一种其他宪法善好，也会造成失衡。【本文原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作者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约翰·米勒（John Millar）公法教授，adam.tomkins@glasgow.ac.uk,译文来源: Adam Tomkins, Whats Left of the Political Constitution?, German Law Journal, vol.14, no.12(2013), pp.2275—2292. 本文的翻译发表得到《德国法杂志》和作者本人的共同授权，在此一并致谢。这样看来，声称由于有时削弱了其他宪法善好而完全废弃基于合理性与合比例性之司法审查的论调，已走得太远太快。

（当然，任何在其宪法主张中忽略案例法的英国宪法评论家也必定失败。[73]这些裁决在批评特定控制命令的大量特征之后，支持了整个体制的有效性，认为是对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合比例的回应。

对此类权利的公共干涉是合法的，只要满足：（1）有法律规定。我并不仅仅是指议会立法，还包括议会辩论、议程以及专任委员会的报告。议会便有机会就相关权力的限度展开辩论，也就有机会限制或扩展相关权力，无论议会认为何种程序性或实体性保障是适当的。抑或不计其数的其他个案，我们议会之常规、日常和每每高效的工作展现出，宪法之政治因素是鲜活而优良的。

当基于合理性或合比例性之司法审查开展时，我们所需要的是这样一种司法审查：对其他宪法善好予以适当负责和尊重，同时赋予它们以应有的权重。[52]政府决策是合理的要远优于不合理的，而政府权力理性地行使也要远优于不理性地行使。克雷格教授认为我的观点的必要后果是英国应当废除1998年《人权法案》（HRA)[40]并退出《欧洲人权公约》(ECHR）[41]。如果一个法院不能通过干预取消反自由的政府行为，它会被批评为不保护公民自由，而如果该法院确实进行了干预，它又会被批评为侵入了政治领地。

《人权法案》的其他间接的制度性后果——比如人权联合委员会的设立——致力于强化政治宪法，假如该法案未经替代即遭废除，则该委员会也将处于危险境地。[47]我将在下文发展这一观点。

基于合理性或比例性的挑战更深地切入了允许政府实施统治这一宪法善好，而不是关于缺乏法定权力的严格审查。数十种各式贡献被归于这场辩论。

然而，实践中很少出现触及此类问题的案件。[8]这些发展值得加以更细致的审查。因而，我对如下观点持批评态度：那种我们在涉及隐私权、宗教自由、表达自由、和平集会自由等方面的争议中所看到的比例分析必然是留给法院的处理事项。[71] 这一裁决使得汇集有利于改革的有效议会或政治观点变得更加困难。[68]当代的上诉法院法官相比于1970年代和1980年代已不如格里菲斯所定义的那样保守[69]。政治宪政主义者有两个主要理由来反对转向法律宪政主义。

当政府以某种方式削弱或损害有效的议会监督时，法院应当将相关议题转呈议会，由后者重新考虑。[28] 英国政府在本国最高法院输掉的若干主要反恐案件都是那些法官寻求支持而非损害政治宪法的案件。

因而，我们其他的宪法善好并没有被法院强势确保政府依法行政的行为所不恰当地折中。这些多元宪法善好的平衡混合更为可取，而一种成功的混合方案就是取得了这一平衡性的混合。

Alconbury案[59]和Animal Defenders International案[60]中上议院的裁决以及AXA General Insurance案[61]中最高法院的裁决就是很好的例证。这是宪法裁决的任务：在任何特定案件中，确知每种善好的具体分量。

对英国宪法，我们既可以从一个政治宪政主义者的角度加以描述，也可以从一个法律宪政主义者的角度加以描述。第三，公民自由之保护应当特权化，以便法院确保政府对公民自由之干涉只有在确证必要正当时才可发生[35]。是的，是由政府来统治，不过，与之对等的是，还存在这样一种宪法善好，即日常运作的政府应当对其权力行使完全负责（或者至少要承担后果责任）。它们为什么是宪法善好呢？我们可以从很多视角得出这一结论：因为理性的（或合理的，或合比例的）决策是更优良的决策。

许多法律宪政主义者在撰写宪法及其实践文章时对议会角色不做任何分析。例如，我不是指那种关于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古代混合模式，杰出的布莱克斯通将后者视为鼓舞盎格鲁—不列颠宪法的精神要素。

[37] 我同时提出了第六点，即公民自由之保护如果是合格标准而非绝对标准，则平衡公共利益与公民自由双重需求的任务就更适合视为留给议会的政治问题，而非留给法院的法律问题。我指的是关于政治和法律的当代混合。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对理性政府的坚持并不是唯一的宪法善好。二、法院的宪法角色   众所周知的文献特征是，政治宪政主义者在批评法院越权以及与此同时批评法院保护公民自由不力方面要比他们正面解释法院在宪法中应当干什么来得快捷。

相反，法院甚至在之前完全缺位的语境中也表现出了日益增长的搜索与密切监控的态势。在角逐最激烈的国家安全与反恐法问题上，英国上述法院远非坚持要求政府更多作为以保障个人权利，而是倾向于更胆小，而不是更大胆，这可以近期斯特拉斯堡的多起撤销案为证。两个议院都证明了，他们能够就权利问题展开严肃辩论。参见Imperial Tobacco v. Lord Advocate, [2012]UKSC 61, 2013S.C.(UKSC)153. [24] Robinson v. Secy of State for N.lr., [2002]UKHL32. [25] See Imperial Tobacco v. Lord Advocate, [2012]UKSC 61, 2013S.C.(UKSC)153. [26] Human Rights Act, 1998, c.42, §4(U.K.).在本文中，公约权利一词指的是《欧洲人权公约》载明的那些权利，该公约经由1998年《人权法案》而在英国获得了国内法效力。

[57]我并不假称这是易事，但这确实我们应当勉力追求的目标。于此同时，法官们似乎已从如下状态中平静下来：对约翰·劳斯（John Laws）所谓高级法（higher-order Law）的过度兴奋[20]。

使政府接受法院的审查不应当后退到允许法官在政府的领地内实施统治。[78]即使政府在国家安全诉讼中获胜，其主张也经历了分析和评估，而不是被毫无异议地全盘接受。

假如选民的集体行动选出的议会多数支持而不是反对日常运作的政府，这些纲领就会得到选民的认可。假如该政党赢得选举并组成了下一届政府，而其他人随后会认为开支削减的某些方面是不合理的或不合比例的，那会怎么样呢？政府具有削减公共开支的选举性委任这一事实至少可以作为决定相关削减方案合理与否或合比例与否的一个衡量因素。